中國共產(chǎn)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（簡稱：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）于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開，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。這是中國政治發(fā)展和改革中一件劃時代的大事。

在10月23日公布的《中國共產(chǎn)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》中，提出了關于依法治國的一系列新觀點、新舉措，回答了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關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。

其中，“堅持”和“建立”兩個關鍵詞格外搶眼。

“堅持”二字出現(xiàn)了24次。主要有以下表述：

堅持依法治國、依法執(zhí)政、依法行政共同推進。

堅持法治國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會一體建設。

堅持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領導，堅持人民主體地位，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，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(fā)。

堅持立法先行，發(fā)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。

完善立法體制機制，堅持立改廢釋并舉。

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，堅持依法執(zhí)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(zhí)政。

堅持嚴格規(guī)范公正文明執(zhí)法，依法懲處各類違法行為，加大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重點領域執(zhí)法力度。

全面推進政務公開，堅持以公開為常態(tài)、不公開為例外原則，推進決策公開、執(zhí)行公開、管理公開、服務公開、結果公開。

堅持以事實為根據(jù)、以法律為準繩，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，實行辦案質(zhì)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。

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，堅持系統(tǒng)治理、依法治理、綜合治理、源頭治理。

“建立”二字出現(xiàn)了9次，提出了與依法治國密切相關的9種制度和機制。主要有以下表述：

建立行政機關內(nèi)部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。

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。

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度，全面落實行政執(zhí)法責任制。

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、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、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。

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。

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。

建立健全社會矛盾預警機制、利益表達機制、協(xié)商溝通機制、救濟救助機制。

建立從符合條件的律師、法學專家中招錄立法工作者、法官、檢察官制度。

發(fā)揮基層黨組織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的戰(zhàn)斗堡壘作用，建立重心下移、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機制。

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，審議通過了《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，這是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綱領性文件，必將有力推進依法治國進程。種種跡象表明，這次全會把“依法治國”提到了中共執(zhí)政以來前所未有的高度——關乎“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(xiàn)代化”，也關乎實現(xiàn)“兩個一百年”奮斗目標和實現(xiàn)“中國夢”。

　　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已明確提出2020年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時要實現(xiàn)的法治目標——“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落實，法治政府基本建成，司法公信力不斷提高，人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”。十八大強調(diào)，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，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。

　　推進依法治國，亦將為面臨下行壓力與轉(zhuǎn)型難題的中國經(jīng)濟帶來新的紅利。市場經(jīng)濟的有效有序運行，法治是基本條件。當前中國經(jīng)濟的諸多問題和深層次矛盾都與法治缺失有關。

　　中國仍在努力擺脫兩千多年“人治”的陰影，無論是經(jīng)濟領域的改革，還是基層社會的“神經(jīng)末梢”治理，一些黨政官員歷史上形成的“特權觀念”、“以言代法”、“權大于法”等思維和作風，導致以權壓法、徇私枉法依然存在，破壞了社會的公平正義，也成為了腐敗蔓延的重要原因，危及執(zhí)政黨地位和國家長治久安。樹立從中央到地方的法治權威，刻不容緩。

　　1949年以來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治進程并非一帆風順，“文革”期間一度出現(xiàn)“失憲”、“違憲”的情況。到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，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明確指出：“為了保障人民民主，必須加強法制。必須使民主制度化、法律化，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，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。”

　　中共幾代領導集體均強調(diào)“依法治國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。“依法治國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”于1997年和1999年分別被寫入中共十五大報告和中國現(xiàn)行憲法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于2010年底基本形成。

　　 “法律體系初成，不代表法治國家的完備。”四中全會前參加建言獻策的中國法理學研究會副會長沈國明說，在基本“有法可依”的環(huán)境下，“有法必依、執(zhí)法必嚴、違法必究”仍在推進之中，而“有法可依”也不是靜止的，也需要不斷完善，這都構成四中全會專題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的時代背景。

　　“對于四中全會，我們更加關注如何提高司法的權威性和有效性，這是擺在執(zhí)政黨面前的一大考題，在高速現(xiàn)代化的進程中，社會治理未必都是均衡發(fā)展的，要讓13億多人都高度自覺地依法辦事，并不容易。”沈國明說。

　　法學專家、全國政協(xié)常委周漢民則指出：“歸根結底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的可持續(xù)推進，需要執(zhí)政黨進一步改進和提高自身的執(zhí)政能力和執(zhí)政水平。”

　　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，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，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(nèi)活動。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，絕不允許以言代法、以權壓法、徇私枉法。

　　多位法學專家期待中國進一步實施好“依憲治國”。這個提法曾于2002年3月寫入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，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2012年紀念現(xiàn)行憲法實施30周年大會上和前不久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也明確提及。

　　專家認為，依憲治國是最高層級的依法治國，在憲法旗幟下，法治將體現(xiàn)出法的存在性、公正性、至上性、預設性，既要對權力制約，也要對權利保障，最大可能彰顯公平正義。

　　這都意味著，十八屆四中全會是中共黨史上的一座里程碑，是決定民族前途命運的歷史跨越。